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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艳芬

微刊第1753期

提要：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皖籍当代作者在中国体裁和文化当代化进度中阐扬出创造性作用，他们在建构五四体裁传统上提供了一条安徽旅途。陈独秀和胡适手脚体裁更动的“急时尚”始创新体裁，引颈皖籍当代作者在当代文学界团员，况兼在诗歌中书写安徽情面与地舆，体现出私有的地点体裁取向，标举出中国当代体裁生成中的安徽旅途。 关键词：安徽旅途；陈独秀；胡适；体裁取向

安徽于康熙六年（1667）建省，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新锐的变革精神。因地舆位置之便，受江南文化发射，安徽颇得近代民风之先，当代和传统兼备并碰撞会通，酿成通达的襟怀暄和度，助长出好多近当代凸起的东说念主物。

地域不可只是只用来描摹东说念主的故乡身份，其更为蹙迫的意旨在于成就东说念主的源于故土的某种文化品格。中国当代文学界的皖籍作者群体主要由皖南作者为主体组成, 其中陈独秀和胡适是中枢东说念主员。地域文化对于皖籍当代作者的时尚意志、合营扶携精神以及体裁风貌的酿成，具有蹙迫的促进作用，由此在当代文学界发展出私有的安徽旅途的体裁取向，体现出皖籍当代作者的体裁不雅念和体裁步履与地域文化的诸多精神攀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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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域文化助长出的体裁更动“急时尚”

在体裁历史的发展进度中，一些蹙迫的环节点时常具有格外的价值意旨。中国当代体裁起原的一个相配之处便在于手脚两大旗头和主将的陈独秀和胡适齐是皖籍当代作者，他们共同担任新文化领路首脑，联手揭开中国当代体裁和文化的大幕，成就一个全新的首先。1915年，怀宁东说念主陈独秀创办《后生杂志》，次年更名为《新后生》。1917年1月1日，绩溪东说念主胡适在《新后生》第2卷第5号上发表《体裁校正刍议》，胡适在《谈新诗》中自言这“是新体裁领路的第一次宣言书”[1]；紧随自后的2月1日，陈独秀的《体裁更动论》发表于《新后生》第2卷第6号上。1917年岁首，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7月，胡适留好意思归国，领受陈独秀的邀请，就任北大讲授。而后，两东说念主曾一说念主握《新后生》的编务行径，倡导体裁更动和新文化领路。

胡适与陈独秀的相识始于在好意思留学本事，1916年10月，他在有计划《新后生》上一篇“长律”稿件的主见信中，同期抒发了对陈独秀在《新后生》上的著作的钦佩和招供：“当天偶翻阅旧寄之贵报，重读足下所论体裁变迁之说，颇有管见，欲就大雅质正之。”[2]9无疑已能看出此时他们精神上的重迭。也就是在这封信中，胡适初次向陈独秀抒发他对于体裁变革的“八事”想法：“适以足下洞晓世界体裁之趋势，又有体裁篡改之洪志，故敢贡其一隅之见。”[2]11胡适以“体裁篡改”的步履和精神来歌颂陈独秀，而陈独秀更所以“体裁更动”反赠于胡适，他在回音中如斯感佩于胡适的真知卓见：“承示体裁更动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对十艳羡，以为当天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意义，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2]12

陈独秀和胡适同为体裁更动和新文化领路的领军东说念主物并非有时，这种立于期间潮头的时尚性与助长他们精神和想想品格的早年东说念主生有着密切联系。从宗法制乡土社会走出的陈独秀和胡适，在他们的发蒙教授中，家庭和学堂的传统诗书礼节之浸染不可谓不深厚。陈独秀自幼随祖父习四书五经，17岁考中秀才；胡适在3岁便入家塾，随叔父学习，15岁考入中国公学。况兼，从老式乡绅家庭走出的他们在晚清中国当代化进度中，在战役新漂后的具体实践中，齐走上了留学之路。1901年，陈独秀流一火日本，入东京高档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两年后归国；1907年，他二度赴日，先是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在早稻田大学学习。1910年，胡适赴好意思留学，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取博士学位。这种积极的学习立场既与激进的期间民风接洽，也与注重对酬酢流和自己进步的地点文化民风接洽。安徽区域文化将儒祖传统的积极突出和求真务本精神深刻地融入到原土文化基因中，从而助长出陈独秀和胡适的时尚性格。

锤真金不怕火陈独秀和胡适的东说念主生轨迹，从执教北京大学，到裁剪《新后生》，再到发展亚东藏书楼等，有着诸多的关联和交汇，不可只用同乡情愫作念浅近的讲明，而是要想考其背后的地域文化黏合。尽管在近当代历史时期，安徽并非中国的经济和政事中心，然则在文化上却不甘过时，这与注重教授和办学的区域文化神志有着潜入关联。自宋元以来，安徽地区便酿成了踏实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以系族轨制为社会基础，以程朱理学为想想理念，以耕读传承为文化教授，以求实突出为价值完了。

胡适和陈独秀的时尚性体目下想想和表面的超前上，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先驱的身份有着充分自愿的分解。胡适自称为“中国体裁更动的领路里”“一个开路的工东说念主”[3]85，针对其时反对口语文领路的保守派的言辞，他开展辩驳：“口语文的场合，若莫得‘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东说念主’，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咱们不错自信的。”[3]123体现出对他们超前于同期代体裁表面水平的高度自信。此外，在其时新旧体裁对垒分明的模式中，胡适还提议将陈独秀视为是勇于反叛“桐城派”先贤方苞、刘大魁和姚鼐的新体裁更动者：“目下咱们安徽又出了陈独秀，竟然把这三位乡前辈，也打入反体裁更动的‘十八妖怪’之列。”[3]321胡适歌颂陈独秀朝三暮四的反叛精神，歌颂他勇于反对一切阻拦体裁变革的东说念主物——哪怕是来自于他们的乡贤。况兼胡适还以为恰是陈独秀的坚定的更动精神和不懈的宣传步履，才让他们对于体裁更动的表面商议最终落实为一场简直的体裁领路：“咱们一年多的体裁商议的着力，得着了这么一个矍铄的更动家作念宣传者，作念奉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劲的大领路了。”[3]163

文化先驱对同说念者的时尚精神的发现和细目是互相的。陈独秀在《体裁更动论》中盛赞胡适在新体裁更动说念路上“急时尚”的历史地位：“体裁更动之气运，余量已非一日，其首反水旗之急时尚，则为吾友胡适。”同期，也谦卑地看待和评价我方不甘过时的次时尚身份：“余甘冒寰宇粹究之敌，高张‘文化更动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4]可见，陈独秀与胡适不仅在体裁更动想法上同声相应，臭味投合，且齐有着自居时尚的立场。因此，陈独秀的这篇著作不仅是他的体裁更动想法的纲领性著作，亦然对同为时尚者的胡适的“声援”著作。

陈独秀和胡适的时尚性不单是在激进的新体裁表面斥地上，他们更是在创作上作念表率。胡适以“胡适之体”始创并引颈中国当代新诗诗潮，他在陈独秀被北京军警拘捕后专门写下新诗《威权》，于第一时刻抒发抗议，该诗被收入《尝试集》中。陈独秀天然不像胡适那样始创新诗先河，然则因为《新后生》倡导的新体裁实践是再行诗运行的，在其时的口语诗体裁语境中，以旧体诗驰名的他曾经创作过《丁巳大除夕歌》《答半农的D——诗！》《献诗》《致读者》等新诗。《丁巳大除夕歌》是陈独秀的第一首口语诗，抒发了对贫富不公时势的控诉，发表于《新后生》1918年第4卷第3号“诗”栏上，合并栏还刊发了沈尹默、胡适、刘半农的同题咏大除夕诗，角度和立意各不斟酌，可见是《新后生》同东说念主独特制造的一说念体裁事件。胡适与陈独秀的诗歌区别排在栏指标第二和第三位。《答半农的D——诗！》发表于《新后生》1920年第7卷第2号上，写稿配景是1919年6月，因为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散逸《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遭到拘捕，坐牢三个月。1919年11月，为迎接陈独秀出狱，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在《新后生》上纷纷发表诗歌，此诗就是陈独秀以答刘半农的体式对《新后生》同东说念主的厚意赐与致谢，D是他名字中“独”的首字母，源于刘半农的《D——！》。胡适这次发表的恰是《威权》。在这两次体裁事件中，陈独秀齐是关键东说念主物，胡适也充分参与其中，体现出他们其时在《新后生》同东说念主中的中枢位置，亦然其时尚性之体现。

二、安徽当代作者在当代文学界的团员

从陈独秀和胡适与地点文化的联系来看，安徽是他们的生命和发展意旨上的早年阶段，而他们在自己价值获取完了后，不忘带动或扶携同乡作者，在中国当代体裁发展中鼓动了皖籍作者群体的团员与发展。他们在受益于地点文化体系滋补的同期，反过来也促进了原土文化地位的升迁，在中国当代体裁和文化的举座领土中充分开释出安徽区域文化的影响力。

安徽当代作者最早依托于《新后生》，完了了在中国当代文学界的初次团员。在新文化领路倡导者中，除了陈独秀和胡适除外，还有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六安东说念主高一涵；而《新后生》第一卷的作者主要齐是皖籍作者，如刘文典、高语罕、潘赞化和汪叔潜等。有研究者以为，对《新后生》首卷作者的配景作念疏解，即可“明晰看到《后生杂志》的初办所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学问分子为主的同东说念主杂志”[5]8。从《新后生》的发展来看，不仅前期以陈独秀和胡适为关键东说念主物，且在期刊阵营发展壮大经由中，吸纳了更多的不同身份的原土作者，早期撰稿者中的安徽作者群聚成为一种格外的文化时势，况兼对皖籍后生作者的成长具有结合意旨。

安徽文化东说念主物丛聚酿成安徽旅途，并影响到中国当代体裁的发展模式，而后，平直纳前辈所始创的新体裁的召唤和滋补，又有汪静之、朱湘、台静农和李霁野等安徽后生作者接踵出现于新体裁队伍中。在扶携后学上，陈独秀和胡适齐各有体裁佳话。

出身于1902年的汪静之，是绩溪县上庄镇余川村东说念主，毗邻胡适故乡上庄村。汪静之在新诗创作上受胡适教唆和关照，成长为新诗东说念主，他专门撰文《我与胡适之先生的师生情愫》，视胡适为授业恩师。在汪静之第一个诗集《蕙的风》的写稿和出书经由中，他齐获取了胡适的平直匡助，胡适不仅给予他修改主见，且荧惑和扶植他出书诗集，并为诗集撰写长序。如汪静之所说：“如莫得适之师的保举，五四新诗坛就莫得《蕙的风》。”[6]而这部诗集也因此带有“胡适之体”作风，汪静之自言“胡适之先生说的写新诗就象言语雷同，话若何说就若何写，这就是其时全中国新诗坛独一的新诗写稿方的教唆。我的第一册诗集《蕙的风》就是顺从这一教唆写成的”[7]，体现出安徽当代诗东说念主的诗学传承。

出身于1889年的合肥东说念主刘文典，于1906年入读安徽公学，师从陈独秀并获其鉴赏，他以为我方“在书本上、表面上受陈独秀的影响最深刻”[8]。陈独秀创办《新后生》后，积极领受刘文典的稿件，刘文典在《新后生》第一卷上先后发表的著译著作东要有《晚世想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志说》《佛兰克林自传》《好意思国东说念主之解放精神》等，成为蹙迫撰稿东说念主之一。而后，在陈独秀的保举下，刘文典也插足北京大学执教，并兼任《新后生》的英文翻译和裁剪。陈独秀与刘文典亦师亦友，天然最终两东说念主说念路选拔不同，然则他们在玄学、古籍和校勘研究等方面具有共同的道理，在追求解放和民主的想想上更是重迭。

在中国当代体裁社团中，1925年树立的未名社天然是由鲁迅发起树立的，但却以皖籍后生作者为主体，因社中成员组成上的这种格外性，以致曾被高长虹在《给鲁迅先生》的公开信中调侃为是“安徽帮”。锤真金不怕火未名社中安徽后生作者的成长配景，其身分之一便所以陈独秀和胡适等创建的《新后生》的文化精神影响，这些安徽后生作者在故乡时期便从阅读《新后生》中获益，发生对新体裁的向往和追求。李霁野回忆：“曾在乡间的师范学校念书时，每月有一件难以忘却的事，这就是《新后生》的寄到。”[9]从《新后生》到未名社，无疑不错看出地域文化统摄下的一条安徽体裁东说念主才的成长旅途，这其中尤其要防卫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安徽第一代当代学问分子的历史作用，“他们除了参与鼓动更动的政事领路外，同期在安徽地区担当了想想发蒙和社会文教革新的前驱者的变装，这对促进其时社会的转变，起了阻拦忽略的作用”[5]91。

陈独秀和胡适手脚“前驱者”不仅对安徽体裁东说念主才梯队的酿成具有深刻影响，况兼还积极发展原土的出书机构。1903年，胡适的绩溪同乡汪孟邹在芜湖创办科学典籍社。1913年，在陈独秀等东说念主的喧阗下，科学典籍社迁至上海，更名为亚东藏书楼，自此成为中国当代知名出书机构，其贪图款式和出书物齐不乏地域倾向，成为安徽当代作者完了体裁团员的蹙迫基地。胡适和陈独秀在亚东藏书楼发展经由中的阐扬尤为引入瞩目。1920年，胡适把我方的《尝试集》托福该馆出书；1923年，陈独秀为亚东藏书楼裁剪的《科学与东说念主生不雅》撰写前言。1927年，陈独秀的《独秀文存》在亚东藏书楼出书，1939年，胡适的留学日志以《藏晖室条记》定名在亚东藏书楼出书。此外，他们还积极教唆亚东藏书楼的典籍业绩，扶握同乡后辈的竹素出书，如1922年，胡适保举汪静之的《蕙的风》在亚东藏书楼出书等。

梳理陈独秀和胡适与亚东藏书楼的联系，可看出两东说念主是鼓动亚东藏书楼斥地的中坚力量，也通过亚东藏书楼进一步鼓动了安徽当代体裁的发展。亚东藏书楼这一私有的文化空间的酿成，充分佐证了两位当代文化泰斗体裁和想想成长背后坚实的地域捕鱼，以及他们在想想成型之后对地域的反哺。有学者指出，空间不单是地舆意旨上的，还具有私有的文化价值：“‘空间’更是东说念主与东说念主、东说念主与事纠结的精神载体、精神标志。这正巧不错冲破在施行自足的体裁或放宽边界的文化层面二元对立的分解，更开朗地研究从头想考体裁社群的离合缘由。”[10]

陈独秀和胡适不仅在期间潮头中成为新体裁的引颈者，况兼在成为时尚东说念主物之后，袭取安徽文化的族群不雅念和栽培后学精神，在中国当代体裁发展进度中培育了安徽东说念主物成长，进而促进了皖籍当代作者群体性体裁作风的酿成。

三、陈独秀和胡适诗歌中的安徽情面与地舆

陈独秀和胡适在倡导新体裁和新文化的经由中，所阐扬出的反叛传统的体裁想法、选藏感性的想想逻辑以及依据文件的辩证想维，无不体现出徽学文化和近代桐城派文脉的影响脚迹。两东说念主不仅在新体裁表面上有所确立，而且也齐有体裁实践，诗歌在他们的体裁创作中占有蹙迫位置，胡适以新诗驰名于六合，而陈独秀虽也有新诗行径，但更擅长旧体诗，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和意料抒发上齐具有显著的地域文化作风，体现出地点体验的深刻影响。

从1903年陈独秀公开发表的第一首旧体诗《哭汪希颜三首》运行至弃世前，他一世中的旧体诗有不少齐是写给同乡的酬唱诗。汪希颜系汪孟邹之兄，出书家汪源放的父亲。1912年，陈独秀发表的《存卒读六绝句》写法较为私有，六首绝句每首的首联和颔联区别以“存”“卒读”两位东说念主物为对象，颈联和尾联则写东说念主物共同的凸起成就，多为赏赐东说念主物的著做事迹和更动功业，其中波及的皖籍东说念主物有吴孟侠、孙少侯、汪仲伊、郑赞丞、熊子政、章谷士、江彤侯、葛温仲。《曼上东说念主作葬花图赠以蛰君为题一绝》是一首配图诗，作于1906年，时苏曼殊与陈独秀同在芜湖皖江中学任教，苏曼殊作《葬花图》赠怀宁东说念主邓以蛰，陈独秀在画上题赠此绝句，手脚对画意的阐释。

然则手脚一位热烈存眷现实的更动家，陈独秀诗歌里天然不会空泛对暗淡现实的揭露。《金粉泪五十六首》是他三十年代在南京监狱时所写，第二十六首中写到“淮上勋臣师说念尊”，以考中四十四首写到“巢县新焚八大村”，展现安徽“淮上”和“巢县”两地的社会和民情情况，抒发了对当地暗淡政事的朝笑[11]102。

抗战时期，陈独秀与一些安徽同乡流荡到重庆江津，安徽群贤集聚，一时之间该地竟有“小安徽”之称，其中有不少陈独秀的至交，如潘赞化、高语罕和台静农等，他因此创作了一组江津来回诗，这其中尤与台静农来回最密。在这组诗中，有赠诸友的《自鹤山坪寄江津诸友》，或赠单个友东说念主的《与孝远兄同寓江津出纸索书辄赋一绝》，孝远即桐城东说念主方孝远。《赠胡子穆先生》亦然创作于江津时期，原题为《书赠同乡胡子穆先生诗》，陈独秀与胡子穆不仅是同乡，早年还曾一说念东渡日本留学。

此外，陈独秀的旧诗中还有一些私有的诗体，如悼一火诗和赠联。陈独秀为家乡亲一又写过的悼一火诗有《述哀》《挽大姊》《悼至交李光炯先生》等，《述哀》作于1908年，其时陈独秀的长兄陈庆元客死关东，他自杭州北上，接扶长兄灵柩回到安庆故乡安葬，此诗就是他抵达沈阳时所作。在赠乡贤联上，《赠望江吴幼卿联》《赠朱灿枢联》区别题赠的对象吴幼卿和朱灿枢齐是望江东说念主，陈独秀还题赠过祖籍凤阳的刘海粟，留有《赠刘海粟联》《题刘海粟作古松图》两联，《赠台氏父子》则是他馈遗台兆基和台静农父子的，以及在江津时题赠师友方守敦《挽方守敦联》和同乡大夫《赠程里鸣联》等，上至绅士师友，下至一般邻里，体现出他深厚的乡土着伦之情。

陈独秀的旧体诗最能体现出地域文化本性之处便在于他大齐使用安徽地舆意料。诗歌中波及的安徽地舆有《曼上东说念主赴江户余适皖城写此志别》中的“皖城”（安庆旧称）、《感怀二十首》第九首中的“淮南”、《杭州酒家》中的“江城”（芜湖旧称）等。《哭汪希颜三首》第三首中的两句：“寿春倡义闻六合，当天淮南应有东说念主。”[11]102 两个安徽地舆意料“寿春”和“淮南”酿成对仗。

陈独秀一世漂荡，去过不少三山五岳，除了安徽的山川外，他在诗歌中还书写过山西的浮山和黄华山、湖南岣嵝山、广东罗浮山，以及杭州的灵隐峰、孤山和吴山等，对于我方的漂荡侥幸，他在《咏鹤》中曾以鹤自喻，抒发寄身山川的东说念主格：“本有冲天志，动荡湖海间。有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寒影背东说念主瘦，孤云共来回。说念逢王子晋，夙夜向三山。” [11]45在《雪中偕友东说念主登吴山》中，抒发登高一览六合，俯仰六合的旷阔襟怀：“登高失川原，乾坤莽一色。骋心穷富养，万象眼中寂。”[11]47

故乡的山川意料不仅是陈独秀诗歌中蹙迫意料，他以致还将之手脚我方的笔名和笔名。1914年，他更名“独秀”，这一驰名于世的名字恰是取故乡“独秀山”之名。在富余争议的《留别雅典女郎四章》译诗作者考据上，最终因作者签字“盛唐山民”而被阐发为陈独秀开展译诗时的笔名。盛唐山在古安庆市，隐含着地点文化颜色。

以故乡的山川为名，既体现出陈独秀眷顾故乡的小儿情愫，也印证了他对山川的喜爱，裸清晰他的精神东说念主格和价值取向，即传统文化中以山川所标志的坚忍旷达和朴实深千里。富余步域本性的山川意料更是托福撰述家源于地域的精神品格的酿成，安徽有驰名于六合的黄山、天柱山和九华山，距离陈独秀最近的是天柱山，安徽地点文化神志性格便内涵着这些名山精神。

胡适虽以新诗享誉当代诗坛，但也创作了不少旧诗，且较之新诗开手更早，在他的旧诗中，也不乏有写给故乡亲一又的来回酬唱诗。如悼一火诗《先三兄第四周年忌日追哭》《追哭先外祖》、酬唱诗《慰李莘伯被火》《赠同学古绍宾君》等。在来回诗中，《题郑铁如小影即以赠别》写到“送汝大江滨”，“江滨”所指的恰是芜湖；《沁园春·题绩溪旅沪学生八东说念主合影》中有“喧阗群忠良梓桑”，勉励旅沪同乡学子学成回报故乡[12]55。

《海天二律》包含“寄吾母”“寄吾二兄”两首，胡适母亲是父亲的续弦，父母年级悬殊，自父亲过世后，母亲并不可左右家庭经济，胡适自出身便处在这么复杂的家庭环境中，但总的来说他与同父异母的几位兄长联系较为暄和，尤其是在念书求知经由中，兄长们给予宽裕的扶植，这两首诗就是抒发了“亲恩”与“昆弟”之情[12]56。

胡适诗歌中的安徽地舆意料不如陈独秀的多，然则也有波及。在新诗《一念》中，胡适写到物理的变化不如神志的“一念”，揭示东说念主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复杂性，其中有这一句：

我这心头一念：

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胡适在自注中指出“竹竿巷，是我住的巷名”“竹竿尖，是吾村后山名”[12]118。“竹竿尖”“溪桥”等齐是胡适故园的景不雅名，在《民国七年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中，胡适这么感叹说念：“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12]134较之在陈独秀诗歌中以三山五岳托福我方的精神东说念主格，胡适诗中的家乡地舆意料虽小却自有其私有的文化意旨，即充分展现了他对乡土的嗜好和眷顾。

陈独秀和胡适在诗歌内容上书写乡土情面，常以故乡亲一又为抒怀对象，或是抒发对乡贤东说念主物的仰慕和歌颂，或是抒发对亲东说念主的想念与祭奠；在诗歌意料上书写安徽地舆，小到乡居地舆，大到三山五岳，齐托福了他们对故乡的深刻情想。体裁行径亦然想想不雅念的具体体现，陈独秀和胡适在对故乡文化资源的倚重与使用中，在体裁取进取实践了地点旅途，即从乡土资格和乡土文化中吸纳体裁阐扬元素，裸清晰显著的地域作风。

个体的社会步履势必要折射出身存环境的影响脚迹，尤其是与早年的东说念主生环境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影响机制联系。地点体验对个体的精神成长尤为蹙迫，其想想不雅念和文化实践势必会体现出原生故乡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要是说个体的精神成长所代表的是自己的旅途选拔，那么合并个地点走出的群体的精神面庞则体现出特定的地点旅途，这种地点旅途偏执所养殖出的区域文化是民族文化资格的蹙迫组成。因此研究中国当代体裁，尤其是手脚伟打起原的五四新体裁，要注重从地点旅途起程。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中心的安徽当代作者为切入点锤真金不怕火安徽旅途偏执地点体裁取向，不错全面客不雅地知道区域文化在当代体裁发展中的作宅心旨。

扫视： [1]胡适：《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书社，1998年版，第133页。 [2]陈独秀：《独秀文存·通讯》，北京：齐门经济商业大学出书社，2018年版。 [3]胡适：《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书社，1998年版。 [4]陈独秀：《独秀文存·论文（上）》，北京：齐门经济商业大学出书社，2018年版，第78页。 [5]陈万雄：《五四新体裁的泉源》，北京：生存 念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6]汪静之：《我和胡适之的师生情缘》，杭州徽州学研究会编：《胡适研究文辑》，2001年，第87页。 [7]汪静之：《诗的风》，《文讲演》1992年1月1日。 [8]刘文典：《刘文典全集》五，合肥：安徽大学出书社，2013年版，第387页。 [9] 李霁野：《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北京：东说念主民体裁出书社，1984年版，第173页。 [10]杨洪承：《“大师空间”与体裁社群联系——20 世纪中国当代体裁社团学派研究的再想考》，《体裁驳斥》2011年第6期。 [11]陈独秀：《陈独秀诗存》，合肥：安徽教授出书社，2006年版。 [12]胡适：《胡适文集》9，北京：北京大学出书社，1998年版。

（作者系合魁梧学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讲授）

制作：童达清体育游戏app平台。

发布于：安徽省